“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。因此，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。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，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。在一切生产工具中，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。”(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1卷第160页)
我国从殷商末期起，就有了被压迫阶级群起反抗的端倪，直到晚清，数千年中，大大小小，此起彼伏的奴隶起义，农民起义，几乎没有停止过。 农民起义稍有规模的，时间持久的，为了昭示存在支持军饷都会铸造自己的名片——钱币。然而有了钱，并不一定都能立足脚跟，取得政权；取得政权也不一定能够巩固政权，这就是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使然...... 而透过起义军钱币的铸造、流通、毁灭及遗存，或可窥视朝代更替所引发的生产关系的调整，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。农民起义军铸币，反映了图存、发展、壮大的客观需要。 可以说，起义军需要生存，就需要铸钱。遗存于今，是历史的传承；湮没于尘，是历史的不幸；偶然地再现，则是泉友们的幸事。 打家劫舍与铸钱筹饷都是解决生存的需要。从草寇而进化为起义军是有觉悟分子疏导的结果。农民起义军得到群众拥护的程度，直接决定和影响着起义军队伍的生死存亡。 隋末李密领导的瓦岗寨起义实际是占山为王，以“杨广无道，天下共讨”为口号。但正义的旗帜，难以完全掩盖自我野心和欲望，虽建魏国，年号永平，但终显短暂，难逃覆灭。用货币名称表达政治主张是发展壮大的需要。
“农民起义往往被封建地主豪强利用，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。”贵族豪强掠夺起义军斗争成果后的铸币，往往带有部分继承性的色彩。因为他们往往要利用前期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口号，吸引一部或大部群众的心理诉求和良好愿望，以维持夺取政权初创时期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。其实，宋代钱币中有许多年号难对应，形制不同类的铸币疑品，也不是没有起义军铸币的可能性。
起义军的仁义性、感召性、群众性、人民性，往往决定其铸币存世的纪念性和珍贵性。元末起义军铸币存世相对较多、较全，大抵与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，夺取全国政权，纪念、继承诸路反元义军，有着决定性的作用。其中同为一路反元义军陈友谅不义，诛杀徐寿辉，为江湖所不齿，其铸币大义通宝遗存，相对天佑钱较少。明末张献忠铸币西王赏功，相传金银铜三品，又见铁钱，传世甚微。
其它，韩林儿所铸龙凤通宝，徐寿辉所铸天启通宝，张士诚所铸天佑通宝等皆因自身众望尚好，而大明一统，保护利用颇佳，故存世相比颇丰。清末太平天国运动， 掀起了更大时空范围的反清运动。
诸如，小刀会刘丽川钱币。大成国李文茂钱币。号军张保山铸币。金钱会赵起钱币等等。这些记录一个时代更替的，风起云涌的斗争遗迹和珍贵文物，只要认真寻觅和辨析，偶然之中，或可得见。
起义军铸币历史积淀再现的可能性预测：有历史年号，就有政治主张的宣示，就有铸币遗存和发现的可能。远的不说，隋代及以后，隋末李密、窦建德瓦岗军起义。李、窦分别于617和618年建魏国和夏国，年号分别为永平和五凤。是否铸钱，可能各半。或没有来得及铸钱，或铸钱仍为五铢，而与其它版别的五铢钱难以区分而已。
唐末黄巢起义。曾于公元881——885年攻入长安，于舍元殿改元金统。似应铸钱，但黄巢的流寇主义思想，和掠取唐宫大量财宝的情况，又可能不想铸钱。可惜尚无资料，难寻蛛丝马迹。
宋末宋江、方腊起义。宋江据有梁山，占领山东，军至大名、直逼汴京。只反贪官不反皇帝，接受招安半途而废。肯定不会铸钱，因为铸钱则大逆于天，非宋江所愿。宣和二年(1120)十一月初，在今浙江淳安，方腊义军尊称方腊为“圣公”，改元“永乐”，建立农民政权。方腊具有闽北浙南，可能铸钱，不过尚未发现或认定类同宋钱的“永乐”大钱而已。
农民起义军铸币，是我国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史证，是农民群众主宰自己命运的象征，是一定历史阶段货币变革的历史遗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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